张博泉先生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历史学家，在史学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启天配资，被公认为金史专家、东北史研究大家。他是“中华一体”理论的创建者，其理论建树对人们的思想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中华一体”理论的酝酿及生成
一种理论的形成往往是长期思考积累的结果。张博泉先生的“中华一体”理论也是如此。1981年前后，他参与撰写《东北历代疆域史》，在对中国东北疆域问题的探讨中，形成对“一体”疆域的构思，开始思考“中华一体”的命题。此后五年间，张博泉先生有关金史、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先后出版了《金代经济史略》《东北历代疆域史》（合著）、《金史简编》《鸭江行部志注释》（合著）、《辽东行部志注释》《东北地方史稿》等多部著作，同时发表论文30篇，这些论著中包含了“中华一体”的观点和见解。在南宋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的启示下，他系统研究了金代元好问“中州一体”思想以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一家、一体、一统观念，对“中华一体”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张博泉先生在《“中华一体”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中，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宏观、整体的研究和概括，深化了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认识，提出了“中华一体”历史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并总结了分期标准与阶段性特征。其中，两个时期是“天下一体”“中华一体”，前者始于秦朝，后者始于元朝。他认为，秦朝与元朝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创性朝代，但秦的统一与元的统一是不同的。秦朝统一六国是把诸华夏统一为一个华夏族，中原主要是统一的华夏族区域，拒四夷于中原之外，是区分华夷内外的统一。元朝的统一则是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统一，是将分治的中华变成统一的中华，是不分华夷、不分内外的统一。“天下一体”“中华一体”这两个时期各自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分为“前天下一体”阶段和“天下一体”阶段，后者分为“前中华一体”阶段和“中华一体”阶段。他强调，这两个时期、四个阶段是按照“一体”的历史特点和思想变化进行划分的。
此后，张博泉先生围绕“中华一体”继续展开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启天配资，先后撰写了《试论历史上的“一家两国”与“一国两制”》《时代与元好问》《“中华一统”论》《“中华一家”论》《“中华一体”观念论》《中华一体的构成概观》《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华一宇”论》《中华史论》《中华一体论与中国地方史学》等文章，并于1992年完成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1994年与程妮娜合著了《中国地方史论》，全面阐述了“中华一体”理论。可见，张博泉先生的“中华一体”是系统理论，也是经过史学实践检验和实际运用的知识体系，其建构过程持续了十余年。
“中华一体”理论的思想源泉
张博泉先生指出：“‘中华一体’是就历史上的统一而提出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的提出有它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也是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针对性。”今天，我们重读张博泉先生有关“中华一体”的论著，可以发现其思想源泉主要来自三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张博泉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强调“中华一体”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他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指引，他在《忆学，怀吕振羽师》诗作的小注中提道：“予写‘中华一体论’，受吾师吕振羽民族观之影响。”最可贵的是，张博泉先生认为应强化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强心和自信心，要勇于创新、敢于批判，增强史学研究的活力。在治史实践中，他从方法论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创新有二途（综合独创和批评出新）、三个层次（从新、立新、创新）。他之所以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华一体”理论，正是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与创新的认识。
其二，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国情。张博泉先生讲：“我所依据的就是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实际和理论。统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民族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政治、经济、文化也都体现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特点。”他“把历史上存在的不同时间的一体”，视为“我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最大特点”。其思想根基是中国长期以来各民族割舍不断的一体关系。同时，张博泉先生在研究中国地方史时，感受到来自三方面的思想阻力：一是古代“正闰观”，二是国外的征服王朝论、南北对立论等，三是当今令人困扰的一些症结性认识问题。为破除这些阻力启天配资，他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从历史进程中抽绎出“中华一体”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进行整体概括。论证中的破与立，皆是践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的二途认识。
其三，古今先进的思想观念。为阐释“中华一体”论，张博泉先生认真梳理了中国从古至今有关民族、国家思想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并予以分析，如孔子、荀子、王通、苻坚、北魏孝文帝、狄仁杰、辽兴宗、司马光、王安石、赵秉文、元好问、许衡、朱元璋、清朝统治下的主导思想等，肯定其中合理的、进步的成分，即所具有的一家、一体的认识。
综上可知，张博泉先生的“中华一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认识，其形成既是综合创新，又是批评出新，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整体、变化、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因此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中华一体”理论的贡献
张博泉先生的“中华一体”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为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指导性理论。张博泉先生是为寻求一个研究中国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问题的主体思想而提出“中华一体”的，其着力点在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这一理论的创建为民族史、朝代史、地方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因为用一体视角看待历史上的政权更能准确定位，更能深入领会各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把握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及一体趋势。
第二，为构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示范。“中华一体”理论观点的提炼基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观照了中国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融汇了古今进步的民族与国家观念，批判和回应了国内外旨在分裂中国或制造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专辟一章，对“征服王朝论”的来龙去脉及其不良影响予以揭示和批判，也对历史上“正闰观”的谬误予以清理，有理有据，反映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家国情怀。
第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的独特视角，也推动了当代进步历史观和民族观的发展，高屋建瓴，发时代之先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及理论支撑。
（作者系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启天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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